文 | 张维迎

 

1993年7月1日海南改革会议上合影

（左起：杨小凯、高尚全、张五常、张维迎）

 

高尚全先生于2021年6月27日下午3时2分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再也没有机会听他的教诲了，也没有机会听到他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看法了。

 

对于高老的去世，我是有心理准备的。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，我还是很悲痛。

 

今年5月16日，我去参加了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组织的“中国经济发展秩序论坛”，见到了彭森先生。彭森是体改委的一员老兵，曾担任过高老和李铁映的秘书，现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，我们还曾一起在牛津学习过。一见面，他就心情沉重地告诉我，高老得了胰腺癌，已经到了晚期，没有办法治愈了，医生说剩下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。

 

这消息很让我震惊。过去几年，高老不时用微信给我发来他最新的文章，我都会认真读，并回复他。他年事已高，但仍然在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呕心沥血，非常让我感动。他是少数仍然健在的体改委老领导，他写的有关改革的回忆文章信息量非常大。我收到他的最后一个微信是2月7日下午6时19分。一直觉得他身体好好的，怎么一得病就是不治之症呢？我问彭森是否可以去看看他。彭森说，他现在住进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，一般人是不能去看的。他其实不想住院，希望在家里见见老朋友、老同事，但这事不由他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，为他祈祷，希望他走得时候不要太痛苦。

 

对我而言，高老不仅是改革的一面旗帜，而且对我有知遇之恩。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。

 

1984年夏天，我正在为研究生毕业后找工作单位发愁时，结识了不久前刚从《经济日报》调入国家体改委的石小敏。小敏说体改委正在筹建一个研究所，由高尚全负责，问我愿意不愿意去。我当然愿意。小敏说他可以带我去见高尚全。当时的高老，是体改委调研组组长，家住三里河的一个两居室公寓，只有四五十平米。小敏约好了我们去高老家里见面。见高老之前，小敏特别嘱咐我，千万不要提“为钱正名”一文的事，只谈价格改革。当时，我因发表《为钱正名》引起的风波还没有平息，两三个月之前刚写了一篇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。对我来说，高老是个大官，但一见面，就觉得他特别平易近人，没有官架子，我一下子没有了紧张感。他和我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。我们的谈话内容没有涉及《为钱正名》一文，但根据他对经济学界的了解，我猜想，他是知道这篇受批判的文章的。事实上，他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，他不仅知道《为钱正名》，而且很赞赏我的勇气。

 

这次见面后不久，高老就安排调研组的李俊先生到西北大学了解我的情况。西北大学是地方院校，研究生进北京需要单独申请名额。一切顺利。这样，我12月28号研究生毕业后，就进入体改所工作，成为体改所最早的几名成员之一。几天前，高老刚被正式任命为体改所所长，因此是体改所创始所长。他组建体改所，是他对改革事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。我进入体改所半年后，高老升任体改委副主任，不再兼任体改所所长职务，但仍然是主管体改所的委领导，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，我也曾多次向他汇报过工作。

 

1990年9月，我去牛津大学读博士了。读博士期间，我曾介入“留英经济学会”(CEA)的工作，我们曾邀请高老到伦敦在我们的年会上做演讲。记得由于经费紧张，我们只能给他买经济舱的机票，但他毫不在意。他报告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，但我仍然记得，他讲的东西受到参会的留英经济学会成员、英国政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高度评价。他还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·希斯做了深入交流。他去牛津访问，是我陪同的。他曾问到我对中国与南韩建立外交关系的看法，我猜想是高层在征求他的意见。不久之后，中韩就建交了。

 

1992年元月与高尚全等在牛津合影

 

1993年，留美经济学会、留英经济学会和中国（海南）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准备在海南联合举办一次中国改革的国际研讨会。我们认为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，举办这样一次会议非常有意义。易纲作为留美经济学会会长，负责邀请美国的经济学家；我作为留英经济学会副会长，负责邀请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；中国（海南）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负责邀请国内的经济学家，并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。当时，高老兼任中国（海南）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，但不管日常事务。在我们邀请的许多海外经济学家已经接受邀请的时候，出问题了。因为国内有人告状，中国（海南）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告诉我们，这个会议不能开了。对易纲和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情急之下，我们俩联名给在北京的高老写了一封信。高老很快回信让我们别着急，他会做最大的能力，让会议如期举行。后来我们得知，高老曾向有关部门保证，他愿意为这次会议承担责任。在他的斡旋下，会议于1993年7月1日-3日在海口成功举办。我和易纲都非常感激高老。我们知道，没有他的努力，这次会议一定会胎死腹中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上百位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，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观点对随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其中，邹至庄和张五常的争论，是会议的亮点之一。我在会上做了8分钟的发言，随后被《经济学消息报》全文刊登。

 

高老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海南会议上，林毅夫、易纲和我三人达成一个共识：在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。海南会议后，我们就回到北京做努力。7月7日下午，林毅夫拜会了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和经济学院石世奇院长。7月9日，我去清华大学拜会了杨家庆副校长和经管学院赵纯钧院长。7月10日，易纲和我去北京大学拜会了石世奇院长和吴树青校长。这三次拜会，两个学校态度积极，但都没有定论，我们也没有决定究竟在北大做还是清华做。

 

8月6日，易纲和我又去拜会了吴树青校长。高老和吴树青校长关系不错。在见吴树青校长前，我们已经见过高尚全，希望他能支持我们在北大建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。高老非常认同我们的想法，答应和我们一起见吴树青校长，说服北大。因此，8月6日与吴树青校长见面时，高老也参加了。高老的意见对北大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根据我保留的会议纪要，正是在这次见面会上，吴树青校长原则上同意了“由林毅夫、易纲、张维迎起草的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”。吴树青校长说：“教育要上一个新的台阶，需要管理体制的创新，中心在这方面将是一个尝试。”这次见面会还就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几个关键事项达成了共识，包括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、人员编制、办公地点以及与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关系等。在随后的筹备工作中以及1994年8月中心正式运行后，高老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。

 

据说，高老是在刚刚写完他的回忆录后被诊断出胰腺癌的。他真是一只蚕。

 

高老走了，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走了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 

祝高老一路走好！或许天堂里有改革的事情要做！

 

右起：高尚全、David Newbery、张维迎

 

（写于2021年6月27日晚。）

 

文章原载于“辛庄课堂”微信公众号（2021年6月28日）